2024年3月9日-3月10日，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主办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阿拉伯史学界对奥斯曼帝国的形象重塑研究”研讨会暨“历史书写中的情与力”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社科院、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二十余所高校的学者齐聚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分享历史书写研究的经验、方法与心得。

 3月9日上午，在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张烨教授的主持下，四川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长杜学元教授致辞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感谢大家对于本次会议的支持，并介绍了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的总体情况，尤其是在跨学科领域的发展意愿。随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牛军凯教授致辞，回顾了白云天博士在研项目的立项过程，指出该项课题是中山大学与四川师范大学在学术研究上的又一合作纽带，并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的理念出发，认为此次工作坊将会推动区域国别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与创新。

 在大会主旨发言环节，首先由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白云天博士介绍了自己在研的国社科项目——“当代阿拉伯史学界对奥斯曼帝国的形象重塑研究”。白云天博士指出奥斯曼帝国虽然已覆灭百年，但却成为现当代阿拉伯人无法回避的历史记忆，并深刻萦绕在他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中。因此，本项目的研究对象并非奥斯曼时代本身的历史面貌，而是萦绕于现代阿拉伯人记忆中的“奥斯曼帝国”，也就是通过现当代阿拉伯史家如何塑造奥斯曼帝国的形象，来探索这些书写者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与社会思潮。白云天博士希望通过此项目的研究，突破相关史学史研究中“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以“微观词汇”为线索，进一步了解阿拉伯知识界对于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思考、诉求，并促进中国学界尽快摆脱对西方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依赖，以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中东研究的学科话语体系。此外，白云天博士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梳理了“帝国”一词在现代阿拉伯语的复杂意涵，追溯了“再造一统”在奥斯曼时代阿文史著中的叙事渊源，分析了“故国情结”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史观”中的蛰伏，并于最后对项目进度做了汇报。

 随后，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唐代兴教授、孙勇教授先后对白云天的报告作出了点评。

 昝涛教授肯定白云天的选题新颖、视角独特，在当前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这个研究方向已经具备了标志性的特点，尤其是在奥斯曼研究中跳出西方中心视角所较多关注的巴尔干地区，转向相对薄弱的阿拉伯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一研究也突出了阿拉伯人的主体性。昝涛教授认为，作为阿拉伯世界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而白云天专注于当代阿拉伯人的历史书写和记忆建构，对于理解“全球南方”，颇具意义，后续可以更多关注中国视角-阿拉伯世界与“全求南方”之间的联系。

 郭长刚教授指出，白云天的题目与自己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并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身份属性，不应被贴上简单的标签。郭长刚教授肯定白云天的研究通过阿拉伯人的怀旧之情（nostalgia），触及到了他们的地区主义，很有意义。最后，郭教授建议白云天博士可以从地缘与身份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开拓自己的视野。

 唐代兴教授认为，白云天博士的研究题目意义重大、工作繁重，没有深邃的思考与广阔的视野是无法驾驭的，并通过历史书写与历史本真之间的关系，建议白云天博士在研究方法上做一些探索。

 孙勇教授由白云天的研究题目，联系到边疆史地研究对于边疆学的基础意义，认为国内奥斯曼研究逐渐升温，其背后最重要的动力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随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牛军凯教授，根据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做了题为“东与西 南与北：东南亚国家历史上的礼仪之争”的报告。牛军凯教授首先以明代成化年间的“林霄事件”作为开场白，强调了礼仪之争的重要性，之后又介绍了元朝使者在缅甸遭遇的“鞋子事件”，并指出近代泰国、缅甸在与英国外交中也遇到过了类似的礼仪之争，进而认为一些传统礼仪在近代并没有消失，甚至得到了强化。之后，牛军凯教授又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述了清朝与安南在“三跪九叩”还是“五拜三叩”之间的礼仪之争，认为安南君臣坚持后者，并非“不崇天朝”；同时李仙根等清使的态度，也成了安南方面坚持旧制、“国俗”的前例。之后，牛军凯教授又转向了马嘎尔尼使团是否对乾隆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一问题。牛军凯教授认为在当时蒙古王公、朝鲜使臣、“安南（假）国王”都在场的情况下，马嘎尔尼很可能已对乾隆帝叩头，而小斯丹东的不实记载，影响了后来阿美士德使团对觐见嘉庆帝的态度。经过这些论述，牛军凯教授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两点思考：1. 弱势的一方更加强调礼仪之争；2. 关于礼仪之争的不同记载，包括马嘎尔尼在内的使臣记载，较之官方记载，可能更为不实。

 之后，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少航博士做了题为“天命转移：明末清初的荒政与合法性重构”的报告：17世纪中期全球范围的极端气候变化引发了世界各地大规模的战乱与灾荒，饥饿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17世纪的中国。刘少航认为，在中国古代以天命论为核心的灾害话语之中，“荒政”能够把“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融合在一起，明末清初这一历史时期的荒政建设问题与政权合法性之间的关联尤为典型。明清鼎革后，清朝政权合法性论证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重建荒政，把《周礼》的“荒政十二”落到实处，承认儒家“天人感应”的内在逻辑，并着重以“人事”去回应“天变”。顺康两朝在备荒救荒制度建设与救荒实践活动上面的投入，基本奠定了清代荒政体系的雏形，为清廷获得“天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暗合了清朝皇帝提倡的“夷夏可以发生转化”的观念。但“养民”之政的成功也导致清初统治者异常在乎朝代间的竞赛，强调今必胜于古，不仅把“三代之治”作为衡量救灾成效的最高标准，甚至出现远迈三代的表述，深刻影响了此后清代的制度走向。

  在3月9日下午的工作坊环节，诸位嘉宾围绕着中国、中东、欧洲的历史书写或形象建构做了报告。四川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黄博认为南宋前期，六朝史书写热潮涌现，与南宋士人恢复中原的理想紧密相连。四川史家在此潮流中尤为突出，他们的地域特点与抗击外敌的前线经历紧密相连。李舜臣的《江东十鉴》体现了历史书写与战争宣传的结合，反映了士人通过史学表达政治情绪和抱负。然而，南宋六朝史书写并不仅仅是激情和情绪的宣泄，理智也贯穿其中。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就是在冷静分析历史的基础上撰写的，其政治立场和历史论断都体现了对南北战争地理因素的深入理解。综上所述，南宋六朝史书写是激情与理智的交织，既体现了士人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又展现了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对南宋一朝有着深远影响，也为我们今天理解和评价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温拓认为，宇文部到北周先世传说层累过程，体现了北周统治者为建构自身正统性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其不仅模仿《魏书·序纪》编纂了宇文氏的先世传说，同时亦将十六国时代有关宇文部的文本一并进行修改，使得北周政权的合法性得以解释。而契丹建国之初同样利用了拓跋传说故事解释自身政权正统性问题。北魏及其之后的北族王朝大多面临中原、草原双重正统性的建构，北周与契丹亦从遵循这两个向度使得自身法统得以完备。

  山东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管蕾认为，出自《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观念对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稳定，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国家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清代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立场推动统治者格外重视借官方修史、立碑撰文等方式书写历史，形塑“大一统”内涵，构建王朝正统。曲阜孔庙碑刻因其所处的特殊场域具有独特文化表征，碑文记录了清代官方崇儒重教，文治武功，接续道统的历史，反映清代国家大一统观念建构的不同维度。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强光美系统梳理了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在清代的发展轨迹，并以此讨论和揭示其背后体现的清朝统治者的文化心理和政治认同。强光美副教授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通过及时调整和使用合璧书写，一步步融入中原文化圈，重建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同文”秩序，实现并巩固大一统格局。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陈鹏教授认为，土耳其是近代中国人认知世界与反观自我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他者”。有关土耳其知识和资讯的引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诸多新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特点。它是中国人获取域外新知的一部分，彰显了近代国人全球视野的扩大；它是西方之外的一个重要“他者”，“启发”和“引导”国人审慎思考如何认知和应对西方，重新定位自我、他者和世界的关联；它是中国救亡道路的借镜，国人藉此思考变革、从事政治动员，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钱艾琳，在“阿卜杜·马立克父子的帝国形象构建”的报告中，结合文学与史书来分析伍麦叶王朝两位哈里发在平定内战、开拓领土、确定继承的同时，如何运用结合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建筑实践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帝国形象。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中东学院讲师白野认为，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长期统治，使得大量奥斯曼土耳其语词汇进入阿拉伯语尤其是阿拉伯语方言之中。通过研究阿拉伯语标准语以及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地阿拉伯语方言中源自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词汇，我们可以找到阿拉伯语转写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大致规律。进入阿拉伯语的词汇中，有些仍带有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语法特征，有些则被“阿拉伯语化”，发展出了符合阿拉伯语语法的屈折变化。少部分词汇在进入阿拉伯语后发生词义变化。

  北京大学波斯语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波斯语讲师张谦，通过挖掘11-14世纪成文的波斯地方史文献《锡斯坦史》中对于“义士”的记载，分析在伊朗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的“义士阶层”的形成背景和阶层特点。从身世血统、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和文化属性等四个方面，以萨法尔王朝建立者亚古布·莱斯为例，探讨波斯文史料对于该阶层书写的偏向性。

  四川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陈昊认为，16世纪法国内战时期地方博古学家所撰写的方志展现了他们对法国文明的贡献。他们对地方历史、物质遗存、习俗和制度等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作为地方共同体的一员，希望借此来维护地方和城市的利益，体现了他们的地方认同感。但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他们在书写方志时不得不思考如何应对因宗教冲突而导致国家分裂的局面。可以看出，在近代早期法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它并没有消除地方共同体的存在，而是将地方生活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因素相互交融，联动共生。正是在此基础上，地方博古学家用方志的形式书写着地方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为法国的学术成长和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佘晓玲博士分析了晚清女性作家单士厘记述其1903年自日本出发，经朝鲜、中国东北，一路向西抵达俄都圣彼得堡的经历的游记文本《癸卯旅行记》，总结了单士厘对俄国的自然地理景观、社会形态、国民素质、公共秩序、国民教育、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认识。佘晓玲博士指出，作者以当时的日本为参照对象，勾勒出了一个负面的、“不文明”的俄国国家形象。这一方面源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俄国的固有印象，另一方面由其本人的特殊身份和独特经历所决定。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陶赋雯在报告中强调：当代青年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不再单是传统的家族、地域和教化的延续，而是继承、认同互联网多元媒介所形塑的记忆与价值理念。因此在智能互联的全球一体媒介环境中，跨学科思考“影像史学”视域下的二战历史书写转向。“影像史学”并非单纯通过电影认知历史事件，而是在考察电影中的历史叙事，分析影像建构的历史中所蕴涵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以及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研究将结合田野考察，偏重二战历史书写中的代际记忆、后记忆、后殖民、遗产洗白、媒介建构等视角展开。

 在点评与休息环节，点评人黄修志、白云天、郭长刚与会嘉宾就民族融合、“帝国”一词的适用性、“阿拉伯人”的概念意涵、影视与史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3月10日上午，在白云天博士的主持下，四川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黄博、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副教授姜贞、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刘梦霏、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陶赋雯展开了沙龙，题为“影视、游戏与非虚构历史写作的对话”。

 这场沙龙围绕着史学书写、非虚构历史写作、影视与游戏中的历史呈先展开。白云天首先以自己幼时的经历，探讨了影视、游戏大众传媒在大众历史兴趣与历史观中的作用，比如“剑侠情缘”系列对宋朝历史的呈现。刘梦霏老师探讨了游戏作为数字媒体的集大成者，在得到有效引导的情况下，能够发挥的正向社会价值，以及历史学家在相关工作中的独特优势。黄博老师对自己的非虚构历史写作探索经历与感受进行了分享。姜贞老师探讨以产业链为切入点的影视文化研究方法，以及影游融合的现状与发展方向。陶赋雯老师探讨了以影视作为观察和分析对象展开社会文化研究的历史背景与学术史背景。在这场沙龙中，主持人与四位与谈人，围绕数字时代历史学者在历史书写和历史呈先上的前沿探索，展开了深入探讨。

 之后，开始了本次工作坊的最后一组发言。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时嘉琪通过分析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和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呈现出了政治小说这一亚文类由由欧美进入东亚后，是如何被儒家文化圈的史传书写传统改变的。

 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修志梳理了朝鲜王朝后期围绕对清观念和政治文化的争论，并对国内东亚史研究的常识性问题做了介绍。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副教授姜贞从影视剧作的角度，阐述了归国留学生形象在华语电影中，从非虚构到虚构过程中，经历了从现实层面到近现代文学形象，再到影视作品中的形象的演变。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异国故事背景的弱化，影响了留学生形象的心态变化，一扫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影视作品《郁达夫传奇》《北京人在纽约》《我亲爱的祖国》中“弱国子民的苦闷与颓废”“出国梦的迷茫与成长”，改为《中国合作人》《带着爸爸去留学》中“现实与理想落差下的身份焦虑”，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国家想象的主题也逐渐淡化。

 江西省委党校助理研究员卢雅怀、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科研助理刘凯然做了题为“历史游戏的多重界面”的报告。该报告分享了“游戏研究营地”（GSC）在历史游戏研究方面的工作。“游戏研究营地”是一个跨越学院内外的平台，采取跨学科、跨媒介、跨领域的协作方式，探索数字人文和人工智能时代游戏研究的新路径。该报告首先阐释了历史游戏研究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历史游戏在游戏设计、历史教育和游戏研究方面的实践，探讨了历史游戏研究的学术源流、研究现状、目前难点和未来前景。报告最后号召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历史游戏研究当中，推动游戏研究与不同领域交流碰撞。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谢建华教授对以上5位嘉宾的发言做了点评，认为大家的报告面向丰富，尤其是展现了文本和方法论上的功底。此外，谢建华教授根据历史研究与影视研究的关系，认为历史书写涉及三个方面：1. 如何处理人物与事件的关系；2. 叙事与史观的关系；3、虚构与史实的关系。

 最后，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杜学元教授致会议闭幕辞，就“历史与表达”“传承与创新”“发表与责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支持。